寒旌映长安从北府小卒到天下共第189章 长安围城

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春北府军的赤旗终于插遍了长安外郭城的城头。

渭水决战的胜利如同摧枯拉朽般扫清了外围所有抵抗这座历经沧桑的十三朝古都如同一位褪尽了华服、仅剩残破内衬的贵妇彻底暴露在北府军的兵锋之下。

然而当刘裕率领主力抵达城下时他并未选择立刻发动最后的猛攻而是下达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命令——围城。

巨大的军营如同铁桶般将长安城团团围住。

壕沟深挖栅栏林立哨塔星罗棋布巡逻队昼夜不息。

北府军的这次围城与当初围攻洛阳时的心情已然不同。

少了些毕其功于一役的急切多了些稳操胜券的从容但同时也伴随着远比攻克洛阳时更为沉重和复杂的隐忧。

坚城犹在困兽犹存 长安并非不设防的空城。

尽管主力尽丧尽管皇帝姚泓庸懦但这座城毕竟曾是强秦的心脏城高池深储粮虽非极度充裕却也并非短时间内能够耗尽。

退守内城的后秦残余势力在姚绍、姚鸾等少数尚存气节的将领组织下依旧进行着绝望而顽强的抵抗。

他们深知已无路可退投降未必能得善终因此抵抗格外疯狂。

每一次北府军的试探性攻击都会遭到猛烈的反击。

檑木、滚油、箭矢从高大的城墙上倾泻而下。

巷战中秦军利用对地形的熟悉节节阻击甚至发动同归于尽式的反扑。

攻克长安注定仍要付出相当的流血代价。

刘裕不愿用北府健儿的鲜血去填平这座注定陷落的城池。

他更倾向于围困利用时间和技术优势慢慢绞杀守军的斗志和生存空间迫使其内乱或投降。

这是最经济、也是最能保全实力的方式。

千里馈粮后勤如山 然而围城尤其是围困长安这样的大城本身就是一场对进攻方后勤体系的极端考验。

北府大军十数万人每日人吃马嚼消耗的粮草是一个天文数字。

粮道那条从青州、徐州经洛阳、潼关蜿蜒千里的生命线此刻变得无比脆弱和漫长。

尽管有“武装粮车”和“游骑猎杀队”的护卫但漫长的补给线依然如同一条暴露在狼群面前的巨蟒随时可能被咬断。

最大的威胁依旧是北魏。

拓跋嗣虽未大规模南下但其骑兵如同幽灵般在黄河以北游弋时不时南下袭击粮队、焚烧粮仓。

每一次成功的袭击都意味着前线数千人可能断粮。

北府军不得不分出相当数量的精锐部队专门用于保护粮道这进一步分散了本可用于攻城的兵力。

此外自身的消耗也极其惊人。

打造攻城器械需要巨量木材、铁料；维持强弩劲弓需要源源不断的箭矢；人马需要药品、盐巴、被服……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从遥远的后方输送而来。

民夫征发无数牛马累毙于道漕运船只川流不息依然感到捉襟见肘。

陈衍的工坊不得不将大部分精力用于维护和补充而非研发新装备。

他不断计算着物资的消耗速度焦虑地看着库存的各类原料飞速下降。

技术的优势需要庞大的后勤体系来支撑这根弦已经绷紧到了极限。

建康阴云掣肘愈紧 就在前线后勤压力最大的时候来自后方建康朝廷的掣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变本加厉如同阴冷的绳索悄悄套在了北府军的脖颈上。

以录尚书事谢混、尚书左仆射王珣等人为代表的门阀势力对刘裕的忌惮和恐惧随着北伐节节胜利而日益加深。

一个功高震主、手握重兵、即将收复两都（洛阳、长安）的寒门统帅完全超出了他们所能控制的范围。

他们不敢公开反对北伐但却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隐形的“软抵抗”。

粮饷拖延与克扣： 发往前线的粮草军资总是“在路上遇到困难”——或是漕运不畅或是地方征收不力总是迟迟不能足额送达。

即使送达也常常以次充好甚至掺杂沙土。

朝廷的拨付诏令冠冕堂皇但到了具体执行层面便被各种“不得已”的借口层层折扣。

人事掣肘与谗言： 刘裕表奏前线有功将士的升迁赏赐往往被中书省、吏部以各种理由拖延、驳回或需反复请示效率极其低下。

同时各种针对北府军将领的流言蜚语开始在建康流传什么“拥兵自重”、“纵兵劫掠”、“心怀异志”等等恶毒而隐蔽试图抹黑北伐军的形象离间君臣。

“体恤民力”的舆论： 门阀们开始在高门宴饮、清谈场合看似忧国忧民地议论北伐耗损国力过巨江东民力疲惫应“见好就收”“适可而止”。

这种论调极具迷惑性试图为拖后腿的行为披上合理的外衣并影响朝野舆论。

暗中牵制： 甚至有迹象表明某些门阀与北方的北魏势力存在着隐秘的联系试图借外力平衡刘裕的势力。

虽然证据不足但这种可能性像毒刺一样扎在刘裕心中。

刘裕面对来自后方的冷箭愤怒却又不得不隐忍。

他多次上表陈情言辞恳切又暗藏锋锐陈述前线艰难催促粮草驳斥谣言。

但建康的回复总是程式化的敷衍、安慰和空头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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